陈志文:我还记得在两会上贵州大学校长公开的提出一些自己希望国家能给贵州高等教育一些帮助,或者一些扶持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贵州的高等教育和全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差距在哪里?相应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凤友:存在这些差异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人才的差距。贵州开放起步较晚,相对而言,高水平的大学老师就比较稀缺。由于自身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有限,所以导致现在贵州的高层次人才规模和数量是全国最少的。我们在专业和学科结构、梯队结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我说第一个差距是人才的差距,虽然现在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引进了很多人才,也留住了很多人才,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近年来,贵州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引进博士等高层次人才,虽然大家认为博士不是万能的,不见得一定就是水平最高的,但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中需要高层次人才去弥补。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引进了博士和教授(包括引进两院院士)。根据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人员,给予不同层面的福利政策,不仅是安家费,科研启动费,还会给学科建设费。
比如:贵州大学如果引进一个长江学者,首先会给他一大笔安家费和启动费,而在科研启动费上就得几百万。其次,我们在引进人才的时候,会优先解决他们子女的就学、配偶的就业等问题,可以说贵州是花了血本来引进这些人才的。
第二个方面,人才的差距导致人才质量上的差距。
第三个方面,科研成果的差距。贵州高校在科研成果上比较少,基本属于教学型的大学。作为一个老师如果你不去搞科研,那么你的学术水平一定是很难提高。
第四个方面是投入的差距。贵州的高校、高等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最大的差距是硬件建设和校园建设。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建设了一个新的大学城,目前已有七所高校入驻,省里每年也会在大学城的建设上投入大量的资金。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贵州高校的硬件建设不亚于国内其它地区的大学。
陈志文:新的双一流与“211”“985”的思路显然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简单地按学校来划分等级的,而是建设成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大学。您觉得对贵州意味着什么,对贵州的高等教育又意味着什么?
王凤友:“双一流”可以说是一个理念,也可以说是一个项目,还可以说是一种引领。我们现在是把它按照项目来做。对于贵州的高等教育来讲,首先是一种引领,是一种发展的思路和发展的理念。要想办先进的高等教育,不办落后的高等教育,你要先往哪儿看齐?
我觉得“双一流”对贵州来讲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一种引领的需求,不仅对国家“双一流”的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拉动地方对高等教育的重视。贵州能不能建成“双一流”,我认为是可以建的。如果学校建不成一流的,那么你的学科就要建成一流的。贵州“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是建设成区域性的一流大学,建设成有一定数量的、特色的一流学科。贵州也推出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方案,特别是“双一流”建设的方案。我们也看了一些其他兄弟省市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贵州也在学习。尽管贵州的财力是有限的,但是大家在教育的发展上还是有共识的,也是很有信心的。
贵州的高等学校相比其他省份来讲,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也不少。我们的教育需立足于本地的特点和实际,比如,喀斯特地质地貌研究,这是贵州的特色。第二就是民族学,和民族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第三就是是艺术类,如:民族音乐、舞蹈、美术等,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第四,化学、数学、化工材料等学科做的很不错;我们的民族医药、麻醉医学历来都很强。这些学科特色,是由区域所决定的,也是区域的特殊需求所决定的,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地域性特征。
<据统计,整个“十二五”期间3所本科院校更名为大学,新增2所本科院校、11所高职(专科)学校。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家、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7个,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硕士人才培养项目各1个。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迅速,在校生人数从2010年的33.5万人增加到64.2万人,为社会培养高等教育毕业生49.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0年的20%提高到31.2%;新增国家重点学科(培育)2个,新增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工程研究中心1个。实施法律、新闻、农林、医师、教育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相关人才2000余人>
如何转变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事关贵州引进教育人才的大局,通过国际化的交流论坛及大型峰会高密度的宣传造势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看到了来自于这个大省经济的勃勃生机。
陈志文:高等教育从长远来讲,支撑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全方面发展。作为教育厅厅长,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些什么样的考虑,对经济的发展方向又有什么考虑呢?
王凤友:贵州的大学,不论是为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也好,还是为贵州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好,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贵州服务的。现在,我们把一些转型发展的任务放在市(州)的一些高校里,这个转型发展,可以说是有一定引导性的。
围绕贵州的发展,我们现在重点考虑这几个方面。一是我们大数据的战略人才该怎么去支撑,人才从哪儿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贵州大学、贵州理工学院、贵州师范大学以及一些高职学校有针对性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二是贵州因为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如何将自然资源变成旅游资源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旅游方面的人才了,当然这个旅游人才不再简简单单地只是导游,而是更多地需要围绕资源开发和酒店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人才培养,所以就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旅游方面的人才。
三是多彩贵州,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民族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民族文化,如:唱歌、舞蹈、风物等这些资源变成经济,拉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呢?另外,贵州的生态建设方面需要我们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陈志文:那除了自己培养人才之外,自然就是吸引人才,你觉得现在贵州靠什么吸引外来的人才呢?
王凤友:传统观念里,很多人总认为贵州是落后的,人都愿意到发达的地区去。要到落后的地区去,你要吸引人才,首先就要转变大家对贵州固有的一种印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宣传,核心是贵州的变化和贵州看得见发展的东西。
从前对贵州的新闻报道负面的东西较多,但是你看现在贵州的新闻就不一样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生态文明论坛、大数据博览会、酒博会等,每次都能掀起一股铺天盖地的正能量宣传浪潮,这充分说明贵州在变,对外来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
陈志文:我注意到您是从东北林大本科、硕士再去瑞典读的博士后,这样的履历对你今天做教育厅厅长有什么样的帮助?作为曾经的大学教授,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王凤友:我走过的这个历程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先是从学校里到学校外,之后回到学校,又从学校里到学校外这么一个过程。我在大学里工作了十年,感觉学校的这种气氛非常好,老师们也非常敬业,非常专业,学生的学习风气也比较好。但是到了国外之后,我感觉他们对科研、经费、设备和人的投入非常多,所以让我感觉到了他们对科研的敬业精神。后来我到林业厅,反过来再看看大学,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大学和社会的需求相脱节了,学院变成了学院派,满足社会的需求几斤空白,而这方面的人才却没人来添补。
到贵州之后我深刻地感觉到高等教育发展上,特别是在学风教风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可能是全国的一个通病,所以这几年,我们就主抓学校的学风和教风。
陈志文:怎么理解您说的学风和教风,又是如何来建设的呢?
王凤友:学生还是要回归本质,不忘初心,好好学习。你到学校,就得好好学习,而不是说你到了大学了,就什么都可以放松了。这几年贵州一直在抓学风,一个是主抓老师,作为一名老师,你要有责任心,不能不管学生不去上课,老师必须要严格管理。作为一名老师,你要布置一些研修的东西。老师需要学生看什么类型的书,学生必须要去看。学生学习要有读书笔记,或者有记录,要随时地检查,不能放羊。另一方面就是辅导员,必须把课余的活动、文化活动建立起来,不要给学生过多的散漫、慵散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去做一些跟自己学习没关系的事情。虽然大学生是成年人,但是也需要人去管。
我们经历了国家改革发展历程的不同时期,大学里的人员组成结构、年龄上是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对老教师,一方面要尊重,另一方面要往前推动。因为有些老教授总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这种想法。他们认为:我教学这么长时间,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所以我不用去学,也不用去做了。显然这样是不行的,特别是一些带研究生的老师,一定要和你带的研究生一起去学习、去研究,和他们一起去提高。由于知识总是在更替,而且更替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如果你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最后可能研究生的水平都赶不上。所以对教师这一块,我们要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按照我们这个教育发展的规律去要求他,督促他,考核他。
对社会舆论针对大学老师论文问题我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是急功近利;二是集体浮躁;这个急功近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得奖,能早点评上职称,所以在利益驱动下,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论文上。再一个就是集体浮躁,集体浮躁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写论文的话,我就会落后,我的岗位的晋升、工资的晋升,包括带研究生,搞课题、争取课题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和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有关系,他们把这个评职称、晋级,简单化、庸俗化了。这不仅是贵州一个省的问题,更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陈志文:林业厅副厅长、高校校长、教育厅厅长,您觉得这几个角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角色之间的转变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凤友:我先说说教育跟林业的区别,林业是育树,教育是育人。它们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首先说林业,它是一个产业,而教育则是一项公益事业,林业它所管的是以森林为基础的生物群体;而教育管的则是以人为主体的群体。教育是林业发展、森林管理、林业管理的一个基础条件,你要想管好树、管好林,种好树、造好林,你就得有教育的基础,有专业的背景。如果林业发展好了,反过来它就会促进教育的发展。如果生态条件好了,那么你所需要的物资都可以从森林中得到,人们的生活水平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做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第一点区别是“战地”不同,做政府官员的“战地”主要是面上,要把所有的视线统一放在这条战线上去,无论从幼儿园还是到大学方方面面的事都需要统筹考虑到位。而作为大学校长呢,不仅要看到面,也要看到线,因为他需要看的更远,他关注的最核心问题是“大学”这两个字。再确切地说,他最关注的是大学内部的治理问题,当然作为大学校长也需要有与社会沟通协调的责任。第二点区别是作为政府官员主要是谋划整体的发展,补短板、做长板;而大学的校长更多的考虑是如何组合资源,组合人、组合资金,组合实验室、实验设备,然后将学科建立起来,如何让他们从教学上、科学研究上发挥最大效益,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我做了十年林业厅的副厅长,做了五年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做了一年多的教育厅长,做教育厅长的时间是最短的。假如让我重新选择岗位的话,我会还选择做教育厅长。因为做教育厅长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的一个政策、一个思路、一句话会影响一批下一代人。
厅长的责任和压力也是巨大的,特别是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偶然的、突发的事件会时常发生,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都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明确的方向,责任驱使你要努力地去把教育这件事做好。
<据了解,贵州省中小学创建“四在学校·幸福校园”、“三生四爱五心五好”、“减负增效提质”、“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民族民间文化教育项目学校”等国家级、省级示范校800余所,分别建设“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和教育扶贫基地100个,积极推进“国学经典进课堂”、教育系统道德讲堂建设。
成功举办第一至第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新增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2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东盟研究中心1个、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资格院校2所、境外设立孔子学院1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22个。选派215名优秀汉语教师、志愿者赴国外从事汉语推广工作。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聘请在黔外籍教师数达1500人次。来黔留学2700人次,公派出国留学25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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